2025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

随着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持续演变与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人才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战略新兴产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引擎，其人才配置效率与城市产业竞争力紧密相关。为精准评估我国城市新质人才的综合竞争力，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依托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智联招聘平台大数据，从人才供给、需求、吸引、生态四个维度，对全国296个城市进行了全面测评。报告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关键新质领域，系统分析新质人才分布特征和流动状况，为各地优化人才政策、完善和升级产业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通过对数据的科学解析和趋势研判，本报告旨在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及社会各界提供决策参考，以高质量的人才竞争力助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城市经济迈向创新与可持续的新征程。

【核心发现】

一、竞争格局重塑：京深沪稳居三甲，新一线城市成核心增长极

1. 头部城市优势保持稳定：北京、深圳、上海凭借顶级的产业平台与创新资源，综合得分领跑全国，构成新质人才发展的第一梯队。

2. 新一线成需求主力：新一线城市对新质人才的招聘需求占比达36.83%，位列所有城市等级首位，成为吸纳新质人才的核心增量场。

3. 青年人才流动向新一线城市扩展：16-34岁青年新质人才的就业偏好正从一线城市向成都、杭州、苏州、南京等新一线及具备特色产业的城市延伸，北上广深的人才吸引增速有所放缓。

二、求职观念转变：“单一一线城市导向”弱化，区域“产业蓝海”受青睐

1. 求职决策更加注重产业匹配：新质人才的求职策略已转向产业赛道与城市发展的匹配度。例如贵阳（数字经济）、沈阳（装备制造）、西安（硬科技）等区域中心城市，凭借鲜明的特色产业，求职热度超出市场预期。

2. 相对低竞争强度城市优势显现：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中山等非省会城市，依托扎实的先进制造业基础和较低的生活成本，成为“岗位供给足、竞争强度低”的就业新优选。

三、产业集群效应：新一代信息技术显著领先，高端制造现“供需倒挂”

1. 三大产业“三足鼎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需求占比高达52.91%，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15.41%）和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12.06%）紧随其后，共同构筑起招聘市场的核心支柱 。

2. 高端制造竞争壁垒抬升：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的投递数占比（20.23%）显著高于岗位数占比（15.41%），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结构差异，高层次技术人才竞争日益激烈。

四、人才流动与留存：三大城市群“微循环”强劲，节点城市乐享溢出红利

1. 跨城流动集中度较高：全国人才流动在空间分布上以东部沿海与区域中心城市为重心，并高度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内部的近域“微循环”中。

2. “稳定性需求”推高新质人才留存率：当前，北京、成都、深圳、上海四大核心城市的本地人才留存率全面攀升。同时，珠海、无锡、温州、中山等环核心群的节点城市，凭借宜居优势精准承接了核心城市的产业与人才溢出，留存率大幅跃升。

五、薪酬与宜居博弈：超越“唯薪论”，区域“购买力平价”锚定新质人才

1. 一线城市“量价齐升”：北京（17095元/月）、上海（16910元/月）、深圳（15975元/月）不仅岗位充足，平均薪资也稳居全国前三，标杆效应显著。

2. 中西部凸显“性价比”：部分中西部枢纽城市（如成都、西安）呈现“需求大薪资低”的错配现象，但由于其房价和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城市，较低的薪酬仍具备较高的实际购买力，这种区域性的相对“购买力平价”优势同样有效吸引了大量新质人才。

2025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

第一章 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体系

一、构建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的背景

（一）新质生产力培育迈入深化推进阶段，人才资源为核心战略支撑

自2023年“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由“点状突破”向“体系化重塑”演进。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持续加快重构全球产业链与竞争规则。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1]，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表述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概念提出、路径探索阶段，迈入体制机制完善、产业深度融合的纵深攻坚阶段。

同时，2025年国家层面多次释放重要政策导向，明确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论述[2]，明确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蕴含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深刻道理，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才资源的培育与开发指明了方向。这一系列宏观战略导向深刻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跃升，其核心推动力在于人才的创新活力与供给质量；新质人才作用持续提升，成为决定区域竞争成败、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升级的核心变量。

（二）城市成为新质人才集聚关键载体，区域协同与特色化发展并存

现代城市作为产业集聚、教育资源富集与人才承载的核心空间，在新质人才培育、引进与留用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当前，新质人才的全球竞争格局加速形成，人才竞争不仅在我国城市间程度持续提升，全球各大城市也纷纷将新质人才争夺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举措，通过出台全球化人才政策、搭建国际创新平台、完善高端人才服务体系等方式，加大对全球新质人才的吸引与集聚力度，新质人才的城市竞争已然进入国内外同台竞技的新阶段。

国内各城市同样紧跟趋势，纷纷推出具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从薪酬激励、住房保障、科研支持到职业发展，构建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力争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中抢占人才先机。从区域格局来看，我国新质人才分布呈现“东部引领、中西部提升、东北追赶”的特征，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创新基础与开放的发展环境，成为新质人才集聚的核心高地。中西部核心城市如成都、武汉、西安等依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生态建设，新质人才竞争力持续提升，成为内陆地区人才集聚的重要节点。

但整体而言，我国城市新质人才发展仍面临着区域不均衡、供需结构性错配以及人才生态同质化等深层次问题的制约。不少城市在实践中暴露出“重引进、轻培育”“重政策、轻落地”的短板，制约了人才效能的充分释放。面对这一复杂的实践现状，如何精准刻画并科学评估城市的新质人才竞争力水平，成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课题。为此，本报告在2024年的研究基础上，紧跟产业前沿对新质行业与核心职业进行扩容与更新，旨在通过构建更具时效性与准确性的评价框架，为各地优化人才政策、完善产业布局提供科学、权威的决策依据。

二、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的内容

（一）新质人才

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确立的人才发展政策基础[3]，尤其是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以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系统部署，我国人才政策已从一般性人力资源开发进一步转向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党的二十大以来，教育、科技、人才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位置。2023年以来，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和人才自主培养，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以及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政策导向持续强化。与之相对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部署又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向关键载体位置，使人才培养、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之间的联动关系更加紧密。相关研究据此指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人才供给，越来越表现为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转化型并重的人才结构特征[4]。因此，本文仍将“新质人才”界定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所需知识和技能，积极进行创造性劳动并能对新质生产力做出贡献的人。

基于此，本报告结合智联招聘行业分类，在2024 年报告7大新兴战略产业（高端装备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础上，新增“生物制造”产业。在行业层面，新增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生物工程、医药检测和 IVD 六大新质行业。同时，依据新质产业的特征新增部分核心技术岗位，包括 AI/供应链/网页产品经理、临床/IT/医药项目经理、游戏制作人、化验员质检员、控制保护研发/轨道交通/鸿蒙开发/车联网工程师等89个新质职业。

本报告将这部分新质产业的核心技术岗位界定为新质岗位。同时，将从事新质产业核心技术工作的人才定义为新质人才。基于以上概念，报告在全国范围内以城市为单位，对296个城市的新质人才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测评，再进一步进行区域层面、全国层面的汇总和对比。

（二）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

结合2025年最新政策导向与实践发展，将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界定为：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围绕新质人才“育、引、用、留”全链条，通过整合产业资源、创新生态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形成的对新质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与赋能力，以及将新质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经济发展优势的综合能力。其核心内涵包括四个维度：一是人才供给竞争力，即城市自身培育与外部吸纳的新质人才数量、质量与结构匹配度；二是人才需求竞争力，即城市新质产业发展带来的岗位数量、质量与发展空间，以及供需结构性适配水平；三是人才吸引竞争力，即城市对异地新质人才的虹吸能力，包括薪酬待遇、政策激励、发展机遇等核心要素；四是人才生态竞争力，即城市为新质人才提供的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生活保障与文化氛围，是留住人才、激发人才活力的关键支撑。这四个维度相互协同、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的核心框架。

（三）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的结构

基于新质人才竞争力的核心内涵，本报告在指标体系设计上以“人才供给、人才需求、人才吸引、人才生态”四个一级指标为核心构建框架，采用系统科学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区位理论为基础，形成逻辑自洽的多层次评估体系。一级指标细化为人才数量、质量、人才流入及黏性等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分解为投递人才占比、投递人才学历占比、需求岗位占比、需求岗位学历占比等可量化三级指标，以保证层级间逻辑清晰、数据支持精准。指数设计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通过熵权法与专家赋权法结合，权重分配科学合理。整体框架反映人才供需动态平衡，流动与生态系统交互，既考察城市内部资源分布，又关注外部影响，能有效量化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为人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具体框架如下表所示：

表1.1 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表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大数据;各城市2025年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新一线知城数据平台。

第二章 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2025排名及分析

一、全国整体分析

从宏观区域格局来看，我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呈现出“东部全面领跑、中部稳步追赶、西部与东北相对薄弱”的阶梯式分布特征。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在各项指标上均占据明显优势，作为全国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东部城市群凭借高度发达的高端产业布局、雄厚的科研转化实力、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以及高度国际化的开放环境，对新质人才形成了全方位的强劲虹吸效应。相比之下，中部地区虽然在人居环境与生活成本等生态指标上与东部相近，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在人才流动与供需两端仍有提升空间。中部地区武汉、长沙、合肥等科教资源富集、综合承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人才供给基础雄厚，但当前人才本地留存率仍有提升空间，部分优质人才持续向东部等经济发达区域流动。这反映出中部地区正处于人才集聚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转型阶段，如何进一步将产业优势转化为长效人才吸引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留人、用人机制，仍是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持续深化的重要课题。

西部与东北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挑战，尽管二者凭借较低的开发强度和较好的环境基底，在“生态宜居”维度上保留了一定的存量优势，但在核心竞争力指标上整体水平相对较低。西部地区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展现出生态差异化优势，但除成都、重庆、西安等少数核心城市外，广大西部腹地的就业岗位创造力、产业需求规模及人才留存能力与中东部存在一定差距，新质人才发展面临供需结构性不匹配问题。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多项核心指标在四大板块中相对靠后。需要关注的是，较低的供需指数与流动性不仅表明东北地区对外部新质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更预示着本地人才流失后难以形成有效回流，整个人才市场处于有待进一步提升的“低活力稳态”。

图2.1 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地区得分图

从城市能级梯队来看，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构成了我国新质人才引育的核心阵地，两者在人才生态建设上各具亮点，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格局。一线城市作为全国经济、科技与文化的战略枢纽，凭借顶尖的产业平台、富集的高等教育资源以及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持续发挥着人才高地的示范作用。它们为新质人才提供了最前沿的创新舞台，在全国人才发展格局中稳居引领地位。与此同时，新一线城市正展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与蓬勃活力。数据显示，新一线城市在竞争力与生态指标上已极大缩小了与一线城市的距离，在产业特色化发展与宜居环境营造上成效斐然（如杭州的数字经济、成都的新经济生态、苏州的先进制造底座等）。它们不仅有效承接了一线城市的产业辐射，更凭借日益完善的城市配套与更为友好的生活成本，成功吸引了大量青年才俊与本土人才的深度集聚，正逐步向高端人才供需均衡的新阶段迈进。

在二三线城市板块新质人才的发展呈现出层级差异与结构分化特征。虽较新一线城市有较大差距，但仍具备一定的基础实力。供给和需求指标的下滑表明，二三线城市有必要通过产业升级和产教融合，来进一步完善高端产业平台、优质就业岗位以及创新资源的建设。但二三线城市在宜居环境、公共服务和绿色发展方面已积累相当优势，为吸引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基底。二三线城市普遍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爬坡期，如果未来二三线城市能依托优越的生态基底精准发力，依托生态优势打造宜居宜业的“蓄水池”，也能在全国新质人才版图上开辟出独具魅力的发展路径。

在四五线城市，新质人才的发展较为薄弱。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指标仍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说明自然环境和生活成本优势依然是其潜在亮点。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和人才流动渠道，这些“绿水青山”难以直接转化为“金山银山”，人才外流现象普遍。未来，四五线城市若要在新质人才发展中破局，需走差异化发展道路，聚焦本土特色产业与生态价值转化，通过政策引导和区域协同，逐步构建起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人才生态，深度激活本土人才，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寻找人才振兴的新支点。

图2.2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城市能级得分图

二、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及分析

（一）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

京深沪位居前三，稳居第一梯队。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前三位，指数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在新质人才竞争中处于领跑地位。三座城市作为国家科技创新、高端产业、金融服务与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集聚了全国最优质的创新资源、教育资源与产业平台，对高层次、专业化、创新型新质人才具有极强的虹吸效应，与后续城市形成明显断层，共同构成新质人才发展的第一梯队。

杭州、苏州、广州、成都、南京、武汉、天津等城市紧随其后，形成竞争力强劲的第二梯队。这些城市多为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具备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完善的产业体系和突出的区域辐射能力，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科教文化、现代服务等领域各具特色优势，对新质人才具备较强吸引力，城市间竞争激烈，共同构成我国新质人才集聚的中坚力量。

西安、郑州、无锡、合肥、济南、长沙等城市组成新质人才竞争力的第三梯队。此类城市多为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依托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政策支持，在培育本土新质人才方面具备较好条件，整体竞争力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成为推动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

表2.1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前 50 城市

东部沿海整体领先，地域不平衡持续。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经济发达、产业高端、开放程度高、公共服务完善等优势，城市整体排名靠前，成为新质人才高度集聚区域。京津冀城市群因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产业政策支持辐射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仅成都、武汉、重庆、西安、郑州、长沙等少数中心城市排名相对靠前，人才承载力与吸引力仍有待提升。

（二）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前20强分析

前20强的城市在新质人才的供给、需求、吸引和生态四个维度上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协同优势，详见下图2.3。前20名的城市中，北京、深圳、上海领跑，各城市在人才供给、需求、流动、生态上各有优势。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集中了大量优质企业、机构和其他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也为北京带来了较为充足人才供给，各项指标领先的情况下各维度相互作用下令北京保持首位。深圳凭借人才需求（第2名）、供给（第2名）双高优势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第1名），实力超越上海位列第二。广州（生态第4名，流动第6名）、杭州（生态第2名，流动第5名）、苏州（生态第6名，流动第4名）、南京（生态第1名，流动第7名）等东部城市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才流动性同样体现出极强的人才竞争力。西安（供给第9名），郑州（供给第10名），天津（供给第11名），武汉（供给第12名）等省会或直辖市因其经济底蕴，政治地位，以及自身教育资源同样跻身全国新质人才竞争力城市前列。重庆、合肥、长沙、东莞等城市依托自身特色产业发展吸引人才，但在人才供给能力上相比头部仍有一定差距。

图2.3 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前 20 城市得分图

三、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细项指标排名及分析

（一）新质人才供给指标

京沪深头部城市垄断格局松动，人才供给向区域均衡化稳步演进。从表2.2来看，2025年新质人才供给指标TOP50城市中，全国人才供给正呈现出“头部城市领跑、区域中心城市紧跟”的梯队演变特征，头部城市在新质人才供给领域的传统优势格局出现松动。在绝对量级上，北京、深圳、上海虽依然稳居全国三甲，但其领先优势正面临明显收窄的挑战。数据表明，在投递人才占比这一核心指标上，成都、杭州与深圳的差距已缩小至不到2个百分点，成都与上海的差距更是微缩至0.4个百分点。以成都、杭州、苏州为代表的区域中心城市，紧密依托本地产业升级的强劲动能与精准的政策扶持，在人才供给规模与质量上实现提升，推动头部城市的供给引领效应逐步向区域扩散，全国新质人才供给的多元发展特征凸显。

新质人才供给的区域分布结构持续优化，东部地区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取得突破。这一核心城市阵营的突破性进展，直接驱动了全国人才供给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化发展。从TOP50城市的区域板块分布结构来看，东部地区仍以32个席位占据新质人才供给的绝对主导地位，较2024年同比减少4席；中部地区以8个席位入榜，较2024年同比增加2个，东北地区入榜席位4个，同样比2024年增加2个，西部地区则以6个席位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核心城市入榜席位的增加，与东部地区席位的小幅调整形成互补，充分印证区域间的人才供给均衡性得到有效提升，全国新质人才供给呈现多极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表2.2 新质人才供给指标排名前50城市

三四线城市供给增速高于一线，产业下沉带动人才回流。2025年新质人才供给呈现“三四线增速领跑、一线增速放缓”的态势，三四线城市供给增速显著高于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受人才资源集聚度较高、生活配套成本特征、产业外溢发展等因素影响，新质人才供给增速保持平稳，北上广深的投递人才占比虽仍居前列，但增长节奏有所放缓——全国新质人才供给人数较2024年同比增长12.42%，而北上广深这一数据为7.23%，供给人数占全国比例同比下降0.9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业下沉进程持续推进，三四线城市逐步承接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等细分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有效带动人才本地留存与跨区域回流。例如，苏州昆山聚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承接上海产业外溢发展，依托“归雁计划”等人才政策实现产业人才大量回流，2025年昆山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累计引育技能人才近10万人，成为长三角产业人才回流的典型区域；广东中山依托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吸引周边城市及珠三角核心城市的新能源技术人才回流，供给人数较2024年同比增加25.18%，成为三四线城市人才回流的典型代表。此外，相较于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凭借差异化的生活成本、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吸引大量本地及周边新质人才留存，供给增速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新质人才供给的重要增长极，人才回流效应日益凸显。

图2.4 各城市投递人数占全国总投递人数及增速

硕博学历新质人才向技术密集型城市高度集聚。从新质人才的学历结构来看，2025年硕博学历新质人才呈现明显的技术密集型城市集聚特征，人才流动方向与城市产业技术含量、产业发展定位高度契合。北京、上海、深圳作为核心技术密集型城市，硕博学历人才投递占比位居全国前三，集聚了全国主要的高端新质人才。其中，北京聚焦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领域，依托中科院、清华北大等顶尖科研院所，吸引全国顶尖硕博人才集聚；上海深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张江科学城各类研发平台持续发力，吸引的多为芯片设计、药物研发等领域的高端人才。

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依托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优质科研资源，成为硕博学历新质人才集聚的重要阵地。以杭州为例，作为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网易、小红书等互联网顶流扎堆的城市，杭州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研发需求旺盛，催生大量算法优化、系统架构设计、数据安全等需要高学历人才的高端岗位。叠加城市为硕博人才提供的专项政策支持、宜居的人文发展环境，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态氛围，杭州成为硕博人才施展科研能力、实现技术突破的优质平台，2025年杭州硕博投递人数全国占比较2024年提升0.18个百分点。

图2.5 各城市投递硕博人数占全国总投递硕博人数情况

青年新质人才就业选择向新一线及产业特色城市延伸。从图2.5可以看出，16-34岁青年新质人才的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越来越多青年新质人才将新一线城市及具备产业特色的城市纳入优选范围，成为青年新质人才就业偏好的显著特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仍保持较强的人才吸引力，但成都、杭州、苏州、南京、西安、郑州等新一线城市也已成为青年新质人才的核心选择。2025 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青年人才数量占全国比例从2024年的19.68%降至18.69%，人才吸引的增长节奏有所放缓；而排名5至10的新一线城市表现亮眼，青年人才供给数量较2024年同比增加9.01%，增速远高于一线城市的5.68%，进一步缩小差距。

青年新质人才更注重城市产业活力与发展空间，新一线城市凭借产业多元化、发展潜力大、生活成本适中的综合优势，叠加鲜明的产业特色，精准契合青年人才的就业与成长需求，吸引大量青年新质人才集聚。其中，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出台青年人才租房补贴、创业扶持等政策，成为西部青年新质人才集聚核心；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标杆城市，汇聚大量互联网初创企业与头部企业分部，青年人才就业选择丰富，互联网运营、软件开发类青年人才需求旺盛；苏州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与创新发展优势，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城市，以丰富的工作机会和长三角区位发展红利，吸引大量青年新质人才；南京凭借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态势与“宁聚计划”等人才优化政策，叠加优质科教资源，成为兼具产业活力与发展机遇的青年新质人才选择地；西安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特色产业为支撑，作为西北核心城市提供充足产业岗位，搭配人才友好政策，成为西北青年新质人才集聚高地；郑州立足中原地区产业枢纽定位，聚焦智能装备等新质产业，凭借区域辐射能力成为中部青年新质人才的重要汇聚城市。

图2.6 各城市16-34岁投递人数占全国16-34岁投递人数情况

（二）新质人才需求指标

核心城市引领需求，京深沪稳居前三。从表2.3来看，北京、深圳、上海作为科技创新高地与国际金融枢纽，凭借优异的资源集聚能力和全球影响力，持续领跑新质人才需求榜单；成都、南京、苏州等新一线城市依托产业升级与创新生态，对新质人才的吸纳能力也较为突出，分别位列第4-6名。中西部的西安（第7名）、武汉（第9名）、郑州（第11名）等城市，凭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加速集聚新质人才，需求增长势头强劲；东北区域的沈阳（第20名）、长春（第22名）、大连（第26名）、哈尔滨（第35名）等城市，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正处于深度转型的关键期，随着高端装备制造、数字赋能等领域的布局深化，其对新质人才的吸引力正逐步回升，未来的潜力值得期待。

表2.3新质人才需求指标排名前50城市

新一线城市对新质人才的招聘需求显著提升，成为吸纳新质人才的核心增长极。从招聘职位数占比来看，新一线城市2025年占比达36.83%，较2024年的34.77%提升2.07个百分点，位于所有城市等级首位，明确体现新质人才招聘需求向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核心趋势。一线城市较2024年微增0.03个百分点，增长趋于平缓，受高生活成本与产业梯度转移影响，人才吸纳的核心增量已不再集中于一线城市。

图2.7 各城市招聘职位数占全国总招聘职位数的比例

图2.8 新质人才需求（招聘职位数占比）在各城市等级间的分布

新质人才的需求在地域间分布不均衡，2025年延续东部领跑的格局。从图2.9来看，2025年，东部地区城市的招聘职位数占比达到了62.53%，相比于2024年上升了0.68%，持续成为新质人才集聚核心区。这一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资源高度集聚，高端产业体系成熟完善，对新质人才形成了强劲的“虹吸效应”。

图2.9 新质人才需求（招聘职位数占比）在各地区间的分布

对硕博人才需求方面，北京以绝对优势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对硕博学历人才的需求占比达到了22.08%，远超其他城市，是第二名上海的近2.5倍，成为2025年新质人才的核心吸纳地。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与文化中心，其对高端研发人才的强劲需求，凸显了国家创新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上海以8.88%排名第二，依托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对高学历人才需求显著；成都（6.25%）、南京（4.74%）、深圳（4.58%）位列第三至五位。

图2.10各城市招聘硕博学历职位数占全国招聘硕博学历职位总数占比

（三）新质人才吸引指标

一线城市与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城市更吸引新质人才。从表2.4来看，深圳、北京、上海对新质人才的吸引力稳居前三，苏州、杭州、广州、南京等长三角及珠三角核心城市紧随其后，展现出强劲的人才集聚能力。与此同时，无锡、武汉、东莞、郑州等产业基础扎实、经济发展活跃的城市也跻身前15位，反映出新质人才正向产业集群完善、创新生态优越的地区加速流动。

表2.4 新质人才吸引指标排名前50城市

深圳吸引异地新质人才的数量居全国首位，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差距缩小。从各城市异地新质人才的投递人数占全国总异地新质人才的投递人数占比来看，深圳以5.16%的占比蝉联首位，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氛围浓厚、政策支持有力，持续吸引全国新质人才涌入。北京占比4.54%，依托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地位及丰富的科研资源，保持强大吸引力。上海占比4.21%，国际化平台与多元产业生态为异地人才提供广阔舞台。值得注意的是，苏州（3.78%）、杭州（3.71%）、南京（3.12%）等城市占比均超3%，相比2024年与一线城市差距缩小，显示出新一线城市在吸引新质人才方面的崛起态势。

图2.11 各城市异地投递人数占全国总异地投递人数比例

北京市新质人才黏性最强，成都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表现亮眼。北京市同城投递新质人才占全国同城投递新质人才的比例达9.01%，稳居首位且优势明显，与后续城市小有断层，其综合实力、发展空间及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持续巩固人才留存优势。深圳（6.39%）、成都（5.46%）、上海（4.99%）分列第二至四位，其中成都积极优化人才政策、提升城市宜居度，人才黏性显著增强。西安（3.59%）、广州（3.52%）、苏州（3.39%）、杭州（3.00%）等城市亦表现突出，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特色产业为人才提供稳定发展平台。此外，天津、重庆、南京、郑州、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均进入前15位，反映出中西部及北方重点城市通过产业升级与政策引导，正在逐步提升新质人才留存能力。

图2.12各城市本地人才投递人数占全国总本地人才投递人数比例

整体来看，相比2024年，2025年新质人才流动格局呈现一线城市保持领先、南方新一线城市加速追赶、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稳中有进的特点。深圳、北京、上海继续稳居吸引力和黏性前三甲，而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四）新质人才生态指标[5]

东部沿海城市与核心城市群整体优势突出，中西部城市及部分边远地区城市群仍面临较大提升压力。从表2.5中可以看出，部分核心城市与经济强市凭借产业体系完善、岗位供给充足、公共服务投入能力强等综合优势，往往在对于人才的生态吸引上处于领先位置。南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依托高密度的高端产业与创新活动，完成从就业到改善公共服务的正向循环；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城市在产业分工协同与创新资源共享作用下，人才生态水平呈现连续集聚。相比之下，中西部城市总体表现相对分化，成都、武汉、长沙等省会城市依托枢纽地位与综合承载能力打造特色人才生态，但多数城市仍受限于经济规模、产业密度与科教资源汇聚能力不足，导致与沿海发达地区在吸引新质人才与支撑人才成长方面存在差距，有必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城市综合功能来缩小梯度。

表2.5 新质人才生态指标排名前50城市

图2.13 新质人才生态指数全国分布热力图

东部沿海城市多在经济与科教维度上同时领先，而中西部城市更常见单项突出但综合人才生态不均衡，人才生态指数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与分化。从医疗、环境、经济、科教的角度来看，不同维度的区域优势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城市表现出强项突出，同时短板明显的特征。就经济得分而言，优势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内部形成高分集聚带，产业密度与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城市在该维度领先明显。而从科教来看，除东部核心城市外，中西部部分省会与科教重镇凭借高校科研资源与创新平台支撑，在该项上具备相对优势，形成若干内陆高地，但其综合表现仍受经济承载与产业转化能力影响。从医疗来看，高分城市多与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区域医疗中心布局相关，通常在直辖市、省会及部分人口规模大、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更为突出。从环境来看，空间分布相对更分散，一些生态基础较好、近年来通过生态保护，绿色转型等城市环境治理措施获得突出成效的生态旅游城市，例如伊春、固原等城市表现较优。

第三章 热点分析

一、新质人才供给格局重构：突破一线城市集聚的局限，为产业布局重构供给新生态

图3.1 各城市人才竞争热度图[6]

2025年新质人才供给格局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不同能级城市的新质人才集聚和竞争热度呈现新的分布态势，贵阳、天津、沈阳、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跻身人才竞争热度前五，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其中，贵阳的竞争强度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其余几座城市的求职热度也均超出市场预期。数据表明，新质人才的求职竞争强度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未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贵阳的高竞争指数与其较高的单位岗位投递量有关，而北京虽竞争热度位居其后，但其较高的职位供给规模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对新质人才而言，核心求职策略已从单一的城市能级选择，转向产业赛道与城市发展的匹配性选择，挖掘如贵阳数字经济、西安硬科技、沈阳装备制造等“一城一特色”的区域产业赛道，成为新质人才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1、京沪深领跑阵地：精准卡位优势赛道，规避同质化竞争

北京、深圳、上海的新质人才职位供给数与投递数均远超其他城市，属于新质人才求职市场“高供给高需求”的发展模式。对倾向于选择一线城市的新质求职者而言，精准把握城市的优势产业赛道，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技能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在海量岗位中找到适配的就业机会。

北京求职市场呈现高端化特征：22.08%的职位要求硕博学历，是第二名上海（8.88%）的2.5倍，平均月薪17095元领跑全国。对高学历求职者来说，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和计算机软件行业是首选。北京在这两大领域的职位占比分别达12.48%和20.90%，远超深圳的2.99%和15.04%，其中，Java开发、前端开发、运维工程师更是霸榜招聘TOP3。在北京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成为需求旺盛的核心岗位。

深圳产业特色“独树一帜”：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职位占比 21.66%，是北京（7.44%）、上海（8.82%）的2-3倍。硬件工程师、机械结构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开发等成为热门岗位。深圳平均月薪15975 元略低于北京，但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相对可控，对技术型人才的性价比更高。

上海产业布局结构相对均衡适配：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计算机软件、互联网齐头并进，没有明显的短板。从人才供需规模看，三大领域人才流动活跃度位居前列，产业发展势能均衡。企业类型也更丰富，既有科技巨头，也有大量外企研发中心，岗位稳定性较高。从招聘结构看，上海新质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聘职位数占比达61%，为岗位供给提供核心支撑。对于测试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跨界”岗位需求旺盛，其中测试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占比2.12%，机械工程师占比1.96%，均进入上海新质产业招聘TOP20职业。技术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更容易获得高薪，上海新质产业平均招聘月薪达16910元，其中要求“技术+管理”复合能力的岗位薪资溢价普遍在20%-30%，硕博学历人才对应的岗位薪资水平较本科高40%以上。

2、新一线城市：产业细分下的“蓝海”

新一线城市凭借“薪资不低、压力不大”的优势，成为越来越多求职者的首选。但不同城市的产业特色差异极大，选对城市的优势行业，比单纯看“城市排名”更重要。

成都产业布局透着“宜居属性”，既有人气爆棚的文创产业，也有稳步发展的软件服务业，平均月薪12566元，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相比更低。硕博学历要求占比6.25%，位居新一线城市第一。游戏开发、文创设计行业日益成熟，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岗位需求稳定，成都天府软件园聚集了大量以IT业务外包、软件研发外包为主的企业，这类企业贡献了大量技术运维、基础开发等岗位，适合应届生积累经验。

南京产业体系具有显著的人才与科教资源优势。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平均月薪14181元，性价比突出。依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资源，以及台积电、长电科技等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催生出大量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电子信息、新能源等热门岗位，岗位稳定性高，人才晋升路径清晰。

苏州产业布局彰显“实业筑基”。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依托“十四五”半导体产业规划与50亿元人才基金支持，岗位总量达苏州单一行业之最，竞争热度较低；受益于“双碳”目标与苏州新能源产业行动方案，新能源行业几乎处于“竞争洼地”；凭借长三角汽车零部件基地优势，汽车研发/制造行业的竞争热度对求职者来说也十分友好。这些行业既受国家战略支撑，又有地方政策红利加持，岗位稳定性高且竞争压力可控，是普通求职者的优选方向。

3、区域中心城市：政策红利下的“就业高地”

区域中心城市不再是“就业备胎”，而是凭借国家战略支持+产业转移红利，成为特定行业的“就业高地”。贵阳、沈阳、西安作为不同区域的核心枢纽城市，依托国家战略与产业基础形成鲜明的就业特色，虽整体竞争热度位居全国前列，但在政策红利加持下，各城市核心产业领域仍存在差异化的求职机会。

贵阳作为西南数字经济“新锐”城市、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核心枢纽，凭借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红利成为算力领域就业高地，核心聚焦数据中心运维、云计算服务等赛道，同时作为西南区域中心城市，有效吸引贵州全省及云南、四川、重庆等周边省份人才，叠加本地高校毕业生持续供给，使得竞争强度居全国榜首，但岗位集中于数字经济核心领域，且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具备云计算认证、数据中心实操经验的数字技术人才精准切入。

沈阳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核心城市，依托“厚重”的产业底蕴，在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焕发新生，同时医药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本地求职者就业的优选地，此外，沈阳作为东北区域中心，持续吸引辽宁、吉林、黑龙江及蒙东地区人才，招聘多集中于国企及大型企业，机械工程师、医药生产技术员、设备维护师等岗位福利完善，平均月薪11800元左右，岗位稳定性全国领先。

西安的产业带着“硬核”标签，作为西北硬科技与军工产业核心、国家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同时是西北唯一国家中心城市，有效辐射并吸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人才，叠加本地高校数量多、工科毕业生规模大，进一步抬升竞争烈度，依托军工背景和高校工科资源，形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的产业优势，对理工科人才需求旺盛，机械设计师、嵌入式工程师、军工产品检验员等技术岗位壁垒高、职业生命周期长，且有“西安人才新政”加持，对满足条件的本科、硕士毕业生提供住房支持，大幅降低求职生活成本，是理科生尤其是工科专业求职者的优质选择。

4、非省会重点城市：岗位充沛下的“竞争洼地”

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中山虽非省会城市，但依托特色产业基础与区域经济优势，形成了“岗位供给充足、竞争相对缓和”的就业市场特点，平均竞争热度显著低于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成为追求“低压力、高适配”求职者的优选。

芜湖作为长三角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依托奇瑞汽车、海螺集团等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智能装备三大产业岗位总量占全市招聘总量的69%。核心岗位竞争热度远低于苏州同类型岗位，且对学历要求更灵活，叠加芜湖“紫云英人才计划”提供的就业补贴，生活成本与就业压力双重可控，尤其适合机械、材料专业技能型人才。

温州聚焦民营经济特色，从岗位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是岗位供给的核心赛道，三大领域岗位总量占全市招聘总量的60.5%，且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基础管理、生产技术岗占比突出。数据显示，汽车零部件、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岗位竞争热度普遍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岗位更侧重实操经验，温州平均月薪11756元，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仅为杭州的60%，适合希望在民营经济生态中快速成长的求职者。

中山凭借珠三角产业协同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是岗位供给的核心赛道，三大领域总岗位数占全市总岗位数的55.7%，其中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岗位占比突出。竞争热度层面，这类岗位平均竞争热度远低于深圳同类型岗位；且岗位多分布在中小型企业，招聘流程简化，对跨行业转型求职者包容度高。中山平均月薪13005元，叠加“人才安居工程”提供的人才公寓，就业适配性与生活性价比突出，尤其适合希望快速入职、积累产业经验的求职者。

对普通求职者来说，与其在北上深的“千人一岗”中焦虑，不如静下心来思考：我的技能适合哪个行业？我想要的生活适合哪个城市？毕竟，最好的职业选择，从来不是“别人都说好”，而是“自己过得好”，2025求职，“选对赛道” 比“挤破头”更重要。

二、产业聚才图景：新一代信息技术筑基，“三足鼎立”与“供需倒挂”并存

1. 新一代信息技术绝对领跑，三大核心赛道“三足鼎立”

2025年，新质人才的需求端展现出鲜明的产业集聚效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三大产业构筑起招聘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势。从图3.2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独占鳌头，以岗位数占比52.91%的绝对优势领跑所有产业，岗位数量远超第二名3倍以上，体现其作为数字经济核心基础设施的关键地位。不仅如此，该产业岗位占比较 2024 年提升了3.15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充分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新质人才的需求集中度正持续攀升，其核心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占总岗位数的15.4%，位居第二位，直接反映了我国推进“中国制造”、破解“卡脖子”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迫切需求。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产业占总岗位数的12.06%，契合国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重点扶持导向，凸显了生命健康领域的快速发展态势和人才缺口。

图3.2 新质产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

从细分行业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14个细分行业从计算机软件、电子半导体到人工智能、区块链，形成了覆盖数字经济全链条的行业矩阵，其内部赛道的丰富性印证了产业生态的成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的需求较2024年有显著的上涨，彰显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与广阔的成长空间。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是主要需求方向，二者以 4.11%、3.88% 的占比成为该产业七个行业中的核心板块，直接服务于高端制造的技术突破。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产业的需求高度集中在医药制造，该行业以 10.60% 的占比远超生物工程、医疗检测等其他细分领域。

此外，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环保虽未归属前三的产业集群，但其行业占比分别为5.45%、5.03%、3.84%，跻身前十，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也契合“双碳” 战略下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趋势。

表3.1 行业需求（招聘职位数占比）排名

2.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现“供需倒挂”，竞争相对激烈

在产业需求结构加速演进的同时，部分核心领域显著呈现出“供需倒挂”的特征。具体来看，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的供给端（投递数）占比（20.23%）高于其需求端（岗位数）占比（15.41%）。这一数据表明，尽管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释放了可观的招聘规模，但其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虹吸效应”更为剧烈，导致海量求职者竞相涌入该赛道。这种供过于求的状态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产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也折射出我国在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相关领域人才不仅在规模上加速集聚，其岗位对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3.3 新质产业的投递数占比

3. 产业空间落位：从“双核”向“多极”的转变，重塑区域竞争格局

从产业需求的区域布局来看，全国城市呈现出“头部引领，多极支撑，特色突围”的错位竞争格局。北京与深圳作为全国科技创新的双核，展现出极强的全能型产业统御力。北京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及民用航空等多个核心产业稳居榜首，是无可争议的新质人才总枢纽；深圳则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确立了显著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非一线城市正依托本土资源禀赋，加速在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突围：成都深耕生物制造与军工装备，苏州强势抢占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高地，合肥在新能源领域异军突起，芜湖则精准卡位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这种差异化的人才空间布局，既保障了一线城市在全球前沿技术探索中的领航地位，又赋能区域中心与特色城市构建起各具竞争力的产业护城河，共同筑牢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底座。

表3.2 产业及细分岗位需求前三名的城市

三、人才活水流向：三大城市群“微循环”强劲，核心枢纽“虹吸与溢出”同频

全国人才流动在空间分布上仍以东部沿海与区域中心城市为重心，核心城市在吸纳人才与输出人才的双向流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表3.3来看，2025年人才流动聚焦于几个核心城市，城市圈的人才流动聚集效应较为明显。流入端方面，人才流入高值城市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等区域，深圳、北京、上海位居前三，苏州、杭州、广州、南京等城市紧随其后，这些一线城市及城市群核心节点对人才具有较强吸纳能力。流出端方面，人才流动存在较强的区域集中趋势，北京、深圳、郑州、上海、成都等中心城市排名靠前，说明这些城市不仅是人才集聚地，同时也是人才跨城流动最为活跃的枢纽节点。

表3.3 全国人才流动前20城市

1. 首都城市圈：京津双核主导，河北城市外流显著

首都城市圈内人才流动更多地向核心城市聚拢、跨城流动以京津双向最为活跃，人才更多向北京、天津集中，河北部分城市则呈现一定外流。以各城市流出人口的去向结构衡量，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双向流动最为突出：北京的跨城流出中，流向天津的占比为9.87%；天津的人才流出中，流向北京的占比达到23.91%，显示“京津通道”在圈内流动网络中处于主导位置。此外，河北城市对北京的指向性更强，石家庄的跨城流出中流向北京的占比为22.12%，唐山流向北京的占比为18.77%，人才跨城流动更倾向于向核心城市集中。相较之下，石家庄流向天津的占比为9.96%，整体低于其流向北京的比例；唐山的跨城流出在北京与天津之间较为均衡，流向天津与北京的占比分别为18.24%和18.77%。

图3.6 首都城市圈城市间人才流动

图3.7 首都城市圈各城市人才流出占比结构

2. 粤港澳大湾区：广深双核辐射，深莞惠高度联动

大湾区都市圈城市间的人才流动主要集中在广深等少数几条线路上，而且各城市吸引人才的能力有明显差别。广深之间构成圈内最关键的双向通道：广州的跨城流出中流向深圳占比为23.35%，深圳流向广州占比为13.92%。深圳与周边城市的联动强度更为突出，深圳跨城流出中流向东莞占比为13.29%、流向惠州为6.66%；同时东莞与惠州对深圳的指向性更强，东莞流向深圳占比达到26.95%，惠州流向深圳占比为27.72%，显示人才跨城流动在空间上明显向深圳集聚。广州同样发挥重要枢纽作用，东莞流向广州占比为14.14%，中山与珠海流向广州占比分别为16.73%与15.39%；佛山的跨城流出则高度集中指向广州（28.69%），并与深圳保持较高联系强度（18.03%）。大湾区跨城人才流动以广州与深圳为核心，通过东莞、佛山、惠州、中山、珠海等城市形成多点连接网络，形成了一个高度联动的人才流动网络。

图3.8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圈人才流动规模分布图

图3.9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人才流出占比结构

3. 长三角城市群：沪宁杭苏多核联动，省域近邻流动密集

      长三角的人才流动集中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这些核心城市之间，相邻城市之间展现出较强的人才流动性。上海作为圈内关键枢纽，其跨城流出主要指向苏州（9.82%）、杭州（8.26%）、南京（5.71%），并与无锡、合肥等城市保持稳定联系；南京的跨城流出同样集中于苏州（11.20%）、上海（9.07%）、杭州（7.27%）和无锡（6.50%），体现出“沪宁杭苏”之间的高频互动。跨城流动呈现显著的近邻指向：苏州流向上海占比达11.59%，无锡流向苏州占比达16.91%，常州的跨城流出主要流向苏州（12.61%）与无锡（11.42%），镇江则高度指向南京（14.50%），扬州同样以南京（13.67%）与苏州（11.76%）为主要去向，江苏省内城市之间联系尤为紧密。浙江省城市的流动结构同样突出近邻流动的特征，如绍兴跨城流出流向杭州的占比达到17.83%，湖州流向杭州为14.57%，嘉兴流向杭州为12.92%，宁波流向杭州为11.55%，金华流向杭州为13.27%，温州流向杭州为13.77%，表明杭州在浙江省内具有显著的吸附作用。安徽省城市则体现出对合肥及周边核心城市的集中流动，芜湖跨城流出流向合肥占比为15.86%，合肥的跨城流出则主要指向南京（11.47%）与上海（8.38%）。

表3.4 长三角城市圈城市间人才流动结构

4. 枢纽结构画像：核心城市主导，少数高频通道支撑全网

      为进一步从结构层面把握全国人才跨城流动的主要方向，本报告选取各大城市圈核心城市观察其流入结构与流出结构。从表3.5与3.6可以看出：全国的人才跨城流动在来源与去向上均呈现较强的集中性，圈内联系主要由少数高频城市对支撑。一方面，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核心城市的主要关联城市往往集中在少数几个方向，显示全国人才流动并非均匀扩散，而是更多依托稳定的高频通道组织起来：除圈内联动外，一线与强省会之间仍保持较高频次的双向联系（如北京与天津、广州与深圳等），并与其他全国性节点城市形成外向连接。以北京为例，其流入主要来源于天津（12.50%）、上海（5.96%），流出则主要指向天津（9.87%）、上海（8.38%）、深圳（6.30%）；另一方面，这些高频通道以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为引导，呈现出显著的近邻城市流动倾向。以上海为例，其流入主要来自北京（9.09%）、苏州（8.42%）、杭州（5.77%）、南京（5.45%），流出则主要指向苏州（9.82%）、杭州（8.26%）、南京（5.71%）、无锡（3.74%），表明上海与长三角核心节点之间联动紧密，同时与北京、深圳等全国性枢纽保持较强联系。总体来看，全国跨城人才流动以少数核心城市为枢纽，通过若干高频通道实现城市群内部联动，并叠加一定程度的跨城市群联系，形成相对稳定的流动网络。

表3.5 各城市圈核心城市人才流出结构

 表3.6 各城市圈核心城市人才流入结构

四、城市供需与留存重构：稳定性需求与“购买力平价”的双重锚定

1. 需求极化与溢出红利：珠三角的“网状”产业扩张

在整体需求步入优化调整期的背景下，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与人才需求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协同发展新态势。作为全国科技创新双核，深圳与广州正在主动进行产业结构的“腾笼换鸟”，通过引导部分传统制造产能有序向外转移，聚焦更高附加值的研发与核心技术环节。这种主动的“结构性退潮”，为珠三角外围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产业承接红利：新质岗位需求人数仅一年就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如江门（446%）、中山（85.4%）、东莞（74.9%）等城市的增长率均超过70%，珠海亦保持了超过40%的稳定上升势头。这生动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从单极驱动向“一核多极、优势互补”的网状分布式产业格局迈进。

2. 留存格局新动态：核心城市的“稳预期”效能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周期中，求职者对职业发展平台稳定性的重视，成为影响城市人才留存格局的重要因素。根据计算，人才留存率使用该城市人才留在本地的人数除以该城市总供给人才数量，北京（48.76%）、成都（46.01%）、深圳（45.66%）、上海（43.7%）四大核心城市的本地人才留存率全面攀升并维持高位。数据表明，高能级城市凭借其更稳健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依然是新质人才抵御周期波动、谋求长期发展的首选之地。

同时，得益于都市圈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深广、杭沪强劲的产业溢出效应，珠海（从13.72%大幅上升至28.46%）、无锡（从24.07%升至37.07%）、温州（从13.89%升至26.97%）、中山（从13.13%升至25.35%）等环核心群节点城市的留存率集体实现大幅跃升。随着这些城市在生活性价比、宜居环境及特色产业集群上的优势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才选择在此“扎根落户”。不仅如此，宜宾（流入增长45.7%）、江门（增长35.1%）、湖州（增长38.8%）等区域关键节点城市，更是凭借精准的产业定位，成功承接了核心城市的人才流量红利，实现了人才流入增速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成为中国城市人才竞争版图中极具活力的新生力量。而东北及西北非核心城市，如兰州（从40.79%至24.22%），太原（从39.1%至31.67%），贵阳（从44.07%至29.26%），哈尔滨（从47.95%至31.51%）等，在人才留存方面仍需产业政策的进一步支持。

3. 薪酬与宜居的博弈：区域“购买力平价”优势吸引新质人才

人才之所以在核心城市与节点城市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对实际生活质量的重估。北京、深圳、上海凭借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占位、密集的总部经济以及充沛的金融资本支持，稳居“高需高薪”的绝对标杆地位。数据显示，北京以17095元的平均月薪领跑全国，上海（16910元/月）与深圳（15975元/月）紧随其后。这三座城市不仅招聘职位数量充足，且平均薪资水平高，其丰富的岗位供给与高薪酬回报相匹配，充分展现出了成熟的新质人才市场的良性发展。

与一线城市的量价齐升不同，部分新一线城市，如成都（12566元/月）、西安（12163元/月）呈现出了“招聘职位数较多但平均月薪较低”的供需错配现象。这一现象与城市的经济结构、人才供需、生活成本等因素相关。从经济结构看，存在不匹配现象的城市高端产业和高薪头部企业集聚度低，整体薪酬支付能力弱于一线城市；从人才供需看，这些城市均为高校密集城市，本地毕业生供给充足，普通岗位竞争激烈；从生活成本看，这些城市的房价、餐饮等生活成本仅为一线城市的20%-25%，其薪酬水平仍具备一定的相对实际购买力，形成区域性薪酬定价特征。

图3.10 新一线城市新质人才招聘平均薪酬

二线城市新质人才招聘薪酬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整体低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且城市间差距明显，未形成统一薪酬标准。数据显示，珠海以14042.11元的平均月薪领跑二线城市，惠州（13318.88元/月）、无锡（13294.61元/月）等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紧随其后，这类城市依托临近一线的区位优势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质产业布局，薪酬竞争力较强；而洛阳（9104.56元/月）、长春（9274.49元/月）等城市薪酬处于低位。二线城市由于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区域薪酬梯度。

结语

总体来看，2025年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格局正呈现出与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呼应的结构性特征。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继续稳居全国新质人才竞争力前三位，体现出国家创新策源地、高端产业集聚地和国际化平台城市在新质人才集聚中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杭州、苏州、成都、南京、武汉、西安等新一线和区域中心城市加速崛起，新一线城市对新质人才招聘需求占比已达36.83%，成为承接产业升级、吸纳青年人才和释放区域增长动能的重要力量。这说明，我国新质人才竞争已经不再是少数一线城市的单点竞争，而正在转向以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生态为支撑的多中心协同竞争格局。

从产业维度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52.91%的岗位需求占比占据主导地位，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共同构成新质人才需求的核心支柱；同时，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出现投递占比高于岗位占比的“供需倒挂”，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加快发展过程中，对高质量、复合型、工程化人才的需求更为突出。贵阳、沈阳、西安、芜湖、温州、中山等城市的表现也表明，人才正在从单纯追逐城市能级，转向更加重视产业赛道、岗位适配和发展空间。换言之，新质人才的流动逻辑正在从“向大城市集中”转向“向优势产业集聚”，这与国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高度契合。

从空间格局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内部人才流动更加活跃，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与周边节点城市的承接能力同步增强。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仍是全国人才流动的核心枢纽，而珠海、无锡、温州、中山等节点城市则凭借产业承接、宜居环境和生活成本优势，留存率明显提升，显示出都市圈和城市群内部的人才循环正在加强。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城市人才竞争力的提升，不能只依靠单个城市“抢人才”，更需要通过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人才在城市群内部更加有序流动、高效配置和持续成长。

面向未来，各地应将新质人才竞争力建设放到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中加以谋划。一方面，要围绕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培养能够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质人才；另一方面，要从单纯“引才抢才”转向系统性“育才、聚才、用才、留才、成就人才”，以高质量产业创造岗位，以创新生态激发活力，以城市服务增强黏性，以区域协同拓展发展空间。只有把城市人才竞争力建设嵌入新质生产力培育、人才强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产业优势和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提供坚实支撑。